浙赣会战是一场敌我双方都以失败告终的战役。日军的失败体现在战略层面，而第3战区则是在战术上未能取得成功。

第3次长沙会战之后，战场一度陷入短暂的平静。然而，双方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因此停止。在中国方面，薛岳通过成功实施“天炉战法”在长沙会战中取得了辉煌胜利，迅速让“天炉战法”在各大战区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了抗击日军的重要战术手段。而日本方面，则开始着力扩军，计划在将更多兵力投入太平洋战场前，先发起“川陕攻略”，通过一举占领重庆来结束中国战事，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盟军。

然而，正当双方准备就绪时，突如其来的一场事件打乱了日本的计划——杜立特飞行编队对东京的突袭。虽然这次空袭并未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失，但却让日军面临了羞辱的同时，也意识到潜在的威胁：盟军可以随时借助中国浙江沿海的机场发起空袭。这种安全隐患引起了日本大本营的警觉，决定对浙江的中国机场群进行“扫荡”。

接到命令的日本司令官畑俊六，心中充满了不满。杉山元下达的命令要求摧毁浙江机场群，并在必要时占领上饶，固守一个月，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摧毁机场及其他军事设施，恢复原有的战略态势。畑俊六认为，杉山元此举明显是为了弥补自己在日皇面前虚夸日本本土防御无虞而遭遇杜立特突袭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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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畑俊六不满的是，杉山元派来传达命令的中佐参谋高山信武，不仅作战计划草率低级，而且硬性要求每次进攻的地点和时间，完全是纸上谈兵的表现。尽管如此，由于日军特殊的参谋制度，畑俊六不敢得罪高山，只能在好言相劝后，让他离开，并与主将泽田茂商讨作战方案。

二人分析后认为，虽然短距离截断作战是可行的，但更为关键的并非简单占领“点”，而是消灭对手有生力量。而杉山元的命令显然忽视了这一点，将摧毁机场群当作了任务的核心，缺乏对中国重建机场群的预见性。既然中国人能重建机场，那么这场战斗是否还有意义呢？尽管如此，命令已下，畑俊六和泽田茂仍决定扩大作战规模，把摧毁机场群作为附带任务，将歼灭第3战区主力作为主要目标。为了支持这一计划，畑俊六决定将本用于“川陕攻略”的部队调入，增兵43个大队，使总兵力达到14万余人，最终形成了浙赣会战。

1942年5月11日，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下达了作战命令，计划于5月13日开始部署，15日发起进攻。虽然畑俊六和泽田茂信心十足，但他们犯下了两个致命错误：首先，江浙地区的雨季即将来临，雨季会影响日军的机械化装备和空中优势；其次，他们调动了本用于“川陕攻略”的部队，使得浙赣会战的兵力远超预期。

在这个关头，第3战区的司令长官顾祝同也在暗中准备着应对日军的进攻。虽然顾祝同注意到日军的频繁调动，但仍未能准确判断出日军的真实意图，继续按照以往的方法部署防御。然而，这次，第3战区引入了薛岳的“天炉战法”，即通过后退引敌深入，然后在预定地点进行反击。

然而，“天炉战法”并非万能，施展它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浙赣地区的地理环境给第3战区带来了很多限制。首先，密集的河网虽然可以限制日军行动，但也限制了第3战区部队的机动性。其次，浙赣地区的丘陵地形使得“天炉战法”中的侧击行动容易被日军察觉。而且，日军出动14万兵力，使得第3战区的兵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顾祝同试图按照“天炉战法”进行战术部署，但却与薛岳的实施方法存在巨大差异。顾祝同的部署虽然以三分之二的兵力守住一线，但被蒋中正否决，认为必须在外线部署更多兵力，并且不应过于执着于一线阵地的防守。蒋中正的建议虽然有其道理，但问题在于第3战区的部队能否承受如此重的负担。

当日军逐步推进至衢州附近时，第3战区的部队按预定部署准备进行决战。然而，衢州外线的战斗刚刚开始，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意外——负责防守衢州的第86军军长莫与硕临阵脱逃，给整个防线带来严重的动摇。尽管副军长陈颐鼎接过指挥，稳住了军心，但这一事件已严重影响了防守的稳定性。

6月2日，日军逼近衢州，战局瞬息万变。虽然第86军的士气受到冲击，但衢州依然牢牢掌握在中国军队手中。顾祝同决心守住衢州，尽管面临巨大压力。在此时，蒋中正却突然下达命令，要求放弃衢州决战，并以保存实力、机动打击敌人为由，决定撤退。

这一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蒋中正认为，浙赣会战的爆发源于杜立特轰炸东京，日军此举主要是为了摧毁浙江机场群。蒋中正意识到，在没有盟军空中支援的情况下，继续消耗中国的力量毫无意义。因此，最终决定放弃与日军的正面决战，保存力量，为未来的反击做准备。

发布于：天津市